100次浏览 发布时间:2024-08-02 14:15:27
1926年8月底,鲁迅来到厦门大学教书,过得很不如意,百无聊赖,便写了很多回忆文章,取名《旧事重提》。11月18日,他用清冷沉郁的笔调,回忆了和昔日老友范爱农的琐事,以及范爱农悲惨的遭遇。全文语言朴素,感情真挚。
范爱农,名肇基,字斯年,号爱农。浙江绍兴黄甫庄人,生于1883年,比鲁迅小两岁。父亲是个“绍兴师爷”,在他三岁时去世了。母亲带着他和妹妹寄居在叔叔家,经常被婶婶羞辱嘲骂,母亲不堪其辱,在他五岁的除夕夜吞金自杀了。范爱农兄妹跟着祖母艰辛长大,1905年,徐锡麟和秋瑾在绍兴开办大通师范学堂,22岁的范爱农前去报考,并被录取。范爱农勤奋学习,成绩优良,深得徐锡麟青睐。同年年底,范爱农跟随徐锡麟夫妇赴日留学。鲁迅前去迎接,两人就此相识。
1907年,徐锡麟发动安庆起义,失败被杀,范爱农作为同党被清廷取消留学费用,无奈回国,找不到合适的工作,只好躲在乡下,教几个小学生糊口,还曾被清廷派人抓捕,幸免。1909年,鲁迅回国,在浙江杭州两级师范学堂教书,第二年,在一次同乡聚会上,他们再次相聚。两个落魄的人同病相怜,惺惺相惜,范爱农经常来鲁迅家里喝酒谈天,日子越过越紧张。
1911年,辛亥革命爆发,鲁迅被任命为绍兴师范学校校长,请范爱农为监学,范爱农“办事兼教书,实在勤快得可以。”据当时一位学生回忆,鲁迅“温良敦厚,给人一种敬而爱之的感觉”,范爱农“一年到头穿着一身学生装,一双布底鞋,留着一个平顶头,衣着非常单纯,像一个穷学生,教书时态度严峻,对学生尤其严肃,总是成天闭着嘴,没有一丝笑容。”
学校离鲁迅家相距不到一里路,每天办公完毕,范爱农便身着棉袍,头戴农夫所用的卷边毡帽,下雨时穿着钉鞋,拿了雨伞,来找鲁迅谈天。鲁迅母亲便替他们预备一点家乡菜,拿出老酒来,听主客高谈,听了有时不免独自匿笑。这样总要到十点钟以后,范爱农才打了灯笼回学校去。
然而好景不长,也就几个月时间,学校便由于经费紧张,人事复杂,办不下去了,只好提前考试,提前放假。恰在此时,鲁迅好友许寿裳向教育总长蔡元培推荐了鲁迅,蔡元培说,我也早就听说过豫才(鲁迅本名)的大名,正要写封聘任函,现在你就赶紧替我写封信,让他赶紧来。这封聘任函对于鲁迅无异雪中送炭,鲁迅把去教育部上班的决定告诉了范爱农。范爱农很赞成,但颇凄凉,说:“这里又是那样,住不得。你快去罢……”
鲁迅到了南京,范爱农随即写来一封信,讲述自己在学校的艰难处境。其中有“盖吾辈生成傲骨,未能随波逐流,惟死而已,端无生理。弟自知不善趋承,断无谋生机会,光景绝望矣。”
鲁迅很快到了北京,范爱农又写来一封信,此时他已经被学生们驱逐出校了。过程大体如下。
一个星期日,两个跟范爱农平时有意见的同事让厨房给学生们开伙,按照校规,星期天补开伙食需要教务室和后勤室同意,所以厨师没有听这两人的话,拒绝了。两人怀恨在心,遂在第二天早饭上唆使学生们闹事,声称饭里吃出了蜈蚣。当时范爱农正好在场,他是监学,便命令厨师换掉重做,还训斥了厨师几句。不料午饭时,学生们又说饭里有蜈蚣,当时范爱农不在场,校长在场,带头不吃。众意汹汹,要求换掉厨师。校长便让学生们征询范爱农的意见,范爱农说,让厨师们重做就行,如果做得还不好,可以让学生们自己带饭吃。
结果晚饭做熟,教员们和学生们都不来吃。去请也不来,摇铃也不来。范爱农说,此前说好的,嫌弃饭菜不可口可以自备,现在你们都没有自备,就请无论如何吃一点,众人还是不吃。范爱农怒了,说道,这是学校,不是饭馆,你们不吃饭也不上课,如果想就此退学,那就赶紧回家,即使你们几个退学了,学校照样还开。学生们于是都去吃饭上课了。
第二天早饭,校长等众人坐好,忽然说,以后大家如果觉得饭菜不可口,应该在吃饭前就说,不能在吃饭时才说。就像昨天那么搞,以后再犯,我绝不答应。学生们怒了,吃完饭一起找到校长,声言要罢课,接着把矛头对准范爱农,因为范爱农说过嫌饭菜不好可以回家的话,学生们声称,如果范爱农还在学校,他们就不上课。范爱农说,除非校长辞退我,否则我不走。校长于是开除了两名学生。支持学生闹事的两个同事于是带了几个学生,把范爱农的行李搬出了门房,并把这件事登在报纸上,范爱农就此失业。
范爱农失业后,走投无路,又去曾经逼死过他母亲的二叔家蹭饭,没蹭几天,就被二婶赶了出来。此时他的身边没有一个老友,有的去了杭州,有的去了南京,有的去了北京,正在穷愁之际,一位报馆的年轻朋友伸出援手,邀请他担任社外编辑。范爱农把此事写信告诉鲁迅,鲁迅高兴地跟一起住在绍兴会馆的许寿裳说,范爱农进了报社,总算找到了一个吃饭的地方。没想到仅仅过了一个月,范爱农和报馆中的朋友一起乘船出去玩,半夜酒醉,失足落水而死。
对于范爱农是怎么死的,鲁迅在回忆文章中“疑心是自杀”,理由是范爱农会游泳,不容易淹死。这个推论得到了鲁迅二弟周作人的附和。周作人说,范爱农“似乎很有厌世的倾向,这是在他被赶出师范以前所写的信里,也可以看出痕迹来。”这个痕迹,就是第一封信中写的“盖吾辈生成傲骨,未能随波逐流,惟死而已,端无生理。弟自知不善趋承,断无谋生机会,光景绝望矣。”
我们复盘范爱农短暂的一生(30岁),可以得出一个结论,便是“性格决定命运”。范爱农也知道自己的性格短板,便是“天生傲骨,不善趋承”,用现在的话说,便是情商低,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。这导致他“断无谋生机会”,最终酿成悲剧。
但是话又说回来,范爱农之所以混得这么惨,还有一个原因,便是没有“一技傍身”。我们以鲁迅作为对比。鲁迅也是被学校排挤出局,但他很快得到了教育部的新工作。教育总长蔡元培虽然也是绍兴人,而且是光复会的会长,但他从来不因私情照顾熟人,许多人去找他都碰了钉子,为此不无怨言,有人找到同盟会的某大佬说情,该大佬无奈地说,进别的部还行,进教育部我也没办法。鲁迅之所以能进教育部,绝非跟蔡元培有私交,事实上当时他根本不认识蔡元培。蔡元培之所以聘用他,皆因鲁迅是有两把刷子的。
鲁迅在日本留学的时候,就跟兄弟周作人一起搞文艺,翻译了很多外国小说寄回国内发表,小有名气。他还是章太炎的学生,旧学功底非常深。他们的好学甚至引起了日本媒体的注意,当时的日本媒体登载,清国留学生中有姓周的兄弟俩,学习异常刻苦,非常难得。所以鲁迅的大名,蔡元培是听说过的,鲁迅的才能,蔡元培也是见识过的,因此许寿裳跟蔡元培一推荐鲁迅,蔡元培马上便答应了。后来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,校徽便是请鲁迅设计的。
比起鲁迅,其弟周作人就差点。鲁迅去教育部上班,周作人一直在杭州教书,直到几年后蔡元培当了北大校长,鲁迅为了给周作人找工作,多次出入蔡元培府邸,自称“晚生”。周作人到了北大,怕教不了书,每次白天把讲稿写好,晚上交给鲁迅修改,第二天自己誊抄一遍,交给北大教务处审阅存档印发。就这么过了一年多,周作人才在北大站住了脚,逐步得到了同行认可。
鲁迅刚到北京时,也曾试着给范爱农找个工作,可是一来人生地不熟,自己还没有打开局面,没有人脉,二来范爱农没有一技之长,想给他找个合适的工作也很难。毕竟自古以来“长安居,大不易”,帝都最不缺的就是人才。
几乎在创作《范爱农》的同时,鲁迅又写了小说《孤独者》。小说中的“我”和“魏连殳”就是现实中鲁迅和范爱农的翻版,但是鲁迅给了魏连殳一个悲壮的结局。现实中的范爱农穷困潦倒而死,小说中的魏连殳却在被学校解雇后,为了活下去,当了一位师长的幕僚,过了几天颓唐奢靡的生活。
《孤独者》中的“我”与魏连殳同样有着一身傲骨,但在处理现实问题上是有区别的。“我”对现实的打量和生存的策略,相对客观、冷静、务实而沉稳一些。“我”能将生活的压力和精神的挣扎化为一种淡定的应对,换言之,能够适应社会,但是魏连殳却不行。
周作人把范爱农去世的消息写信告诉鲁迅后,鲁迅悲愤异常,彻夜难眠,写了三首诗祭奠。
风雨飘摇日,余怀范爱农。华颠萎寥落,白眼看鸡虫。世味秋荼苦,人间直道穷。奈何三月别,竟尔失畸躬。
海草国门碧,多年老异乡。狐狸方去穴,桃偶已登场。故里寒云恶,炎天凛夜长。独沉清洌水,能否涤愁肠?
把酒论当世,先生小酒人。大圜犹酩酊,微醉自沉沦。此别成终古,从兹绝绪言。故人云散尽,我亦等轻尘。
鲁迅最得意的一句便是“白眼看鸡虫”,因为范爱农经常喜欢翻着白眼看人。
鲁迅的文章冷静沉郁,非常耐读,值得反复读,多次读。这套鲁迅作品集,十册只需几十块钱,物美价廉,喜欢的朋友可以买一套看看,点击下方链接即可直接购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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